到了下午約定時間，段磊卻未能按時到江一鳴的辦公室。
江一鳴也沒有讓人催促，他知道段磊應該是有重要的事情耽誤了，否則不會遲到。
大約快下班的時間，段磊才打來電話。
“市長，實在抱歉，讓您久等了，剛才在處理一個突發的緊急事件，耽誤了時間。也沒法及時的向您報備。”
段磊說道：“我在去市政府的路上，您還在辦公室嗎？”
“還在。”
江一鳴看了下時間，說道：“你不用到我辦公室，現在是下班時間了，我們找個地方邊吃邊聊吧。我讓國富秘書長訂好位置了跟你說。”
“好的市長，我直接趕到吃飯的位置。”
江一鳴隨后把王國富叫了過來，安排道：“等會段書記過來匯報工作，這個點也要下班了，你找個安靜點的地方，一起過去吃飯，我們邊吃邊談。”
“好的市長，我馬上安排。”
王國富迅速訂好了位置，一家離市政府不遠的家常菜館，環境清雅，適合交談。
江一鳴抵達時，段磊已在門口等候，神色略顯疲憊，但眼神堅定。
三人落座后，段磊簡要匯報了突發事件的情況。
“市長，是這樣的，今天不是要對恒志化工等企業采取關停措施嗎，當時我們分了三個小組同時行動。因為一二組去的地方較遠，還沒有來得及進行，就被陶市長給叫停了，而第三組因為離得近，所以當陶市長通知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完成了對污染企業的查封。”
段磊說道：“既然完成了查封，我就指示他們按照既定程序繼續推進，確保查封現場得到有效控制，然而，不知道是受企業老板的指使還是有人蠱惑，廠區的工人集體到區政府門口聚集討要說法，情緒激動，現場一度混亂。我只能親自趕赴現場協調處置，疏散人群、安撫情緒，并承諾依法依規保障工人合法權益。但他們就是不離開，我在那里做了兩個多小時的工作，效果不太明顯。最終經過商量，只能解封部分區域以便維持生產，避免工人失業，同時責令企業立即整改。”
“說實話，我都沒有臉來見您，本來想推動環保整治展現擔當，未曾想，不僅沒有完成既定目標，反而陷入被動局面，說好聽點，是和企業協商成功，說的難聽點，就是行動失敗。”
“估計外界該解讀為執法讓步，甚至有人會說我們拿原則做交易。但當時的情況容不得半點猶豫，工人們的生計擺在眼前，若強行停產，數百個家庭的飯碗立刻就砸了。他們不跟我們鬧才怪。所以，市長，在來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環保治理的難點到底在哪。是領導擔心影響經濟發展，出面干預？還是工人們為了生計而集體阻撓？”
“我覺得真正的難點在于，我們既要守住生態紅線，又不能觸碰民生底線。這兩者一旦沖突，決策就變得異常艱難。今天的事也讓我明白，環保治理不能只靠一紙命令推進，更需要系統性設計和前置風險評估。工人無錯，他們只是想保住工作；企業有責，但背后牽連的就業與稅收也讓地方難以輕易抉擇。所以，問題不在于某個人或某個群體，而在于整個轉型期的結構性矛盾尚未化解。單靠行政手段強制執行，終究難以為繼。”
“市長，我說這些，并不是有所退縮，我之前就跟您匯報了，看到污染對群眾健康造成的傷害，我就下定決心要啃下這塊硬骨頭。但今天的事讓我意識到，必須探索更穩妥的路徑。”
江一鳴微微點頭，目光沉靜地看向段磊：“你處理的很好，這件突發事件確實值得深思，而你思考的結果正是我們推進環保治理必須直面的現實困境。”
“正如你所說的，生態保護與民生保障都要兼顧，否則就會出大問題。倘若為了生態保護而忽視民生，不用雷書記阻攔，老百姓也會站出來反對。到時候我們就會陷入兩難的境地，既失了民心，也損了公信。”
“當然，我們也不能因為民生壓力就放棄生態底線，那樣只會讓環境問題積重難返，最終損害的還是群眾的根本利益。所以關鍵點還是要找到合適的解決路徑。如何解決這件事？關鍵點還是在發展，只有經濟發展起來了，就業機會增多，即使把這些污染企業關停了，也不影響工人找工作了，那么你覺得還會有工人站在污染企業那一邊嗎？”
“市長，您說的太對了，就像我今天跟工人們交流的時候，我跟他們說，你們都是周邊的居民，你們每天呼吸著被污染的空氣，喝著受影響的水，孩子生病、老人咳嗽，這些代價誰來承擔？但工人們怎么回答？他們說：‘段書記，我們知道污染害人，可要是廠子關了，明天家里就揭不開鍋，誰來管我們？’那一刻，我啞口無言。他們要的不是大道理，而是活下去的希望。我們不能一邊要求群眾為長遠利益犧牲眼前生計，一邊又拿不出切實的轉型方案。否則在群眾眼中，我們就是空談理想、不顧實際的官僚。”
段磊說道：“所以，我建議單獨規劃一片綠色產業園區，將污染企業中有技術、有市場的部分引導入駐，配套稅收優惠與技能培訓政策，讓工人就近轉型。同時聯合高校與科研機構，引入環保科技項目，培育新動能。這樣既能保留就業崗位，又能倒逼企業升級工藝、減少排放。園區實行嚴格的環保準入和動態監管機制，確保發展不走回頭路。短期看是投入，長期看是為城市可持續發展鋪路。”
“當然，對于那些既不愿意轉型，也不愿意改進生產工藝的落后企業，必須依法依規堅決關停，絕不能向他們讓步。”
“你的這個建議很好，就以你們永昌區為試點，盡快制定詳細方案。選址要科學，既要便利工人通勤，又要遠離飲用水源和生態敏感區。”
江一鳴說道：“另外，既然雷書記不讓關停恒志化工等企業，那就按照最高額度對他們進行罰款，如果不按時繳納的一律停電、停水，我到時看看雷書記如何替他們說話。你既然不讓我關停，那我就不關停，我就使勁的罰，這些都是有法律依據的。當然，我也知道，罰錢對有些企業來說，有些不疼不癢，但不要緊，我們之所以這樣做，主要是為后續行動爭取時間。而現在所收繳的罰款，也是為后續關停的企業善后與工人安置積累資金。”
“我的初步想法，一是按照段書記的提議，建設綠色產業園區，將有潛力的企業逐步遷移入園，通過政策引導實現產業升級；二是招商引資引進優質綠色項目，吸引高端制造、新能源、節能環保等產業落地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。只要這些企業落地生根，就能創造更多就業崗位，到時候就近培訓失業工人并定向輸送至新崗位，實現從“污染崗”到“綠色崗”的平穩過渡。同時用罰款資金設立專項保障基金，為轉型期工人提供基本生活補貼與社保兜底，消除后顧之憂。到時候工人自然會用腳投票，選擇更有前途的新崗位。對于那些污染的企業，他們會大力的支持我們政府關停。”
“當然，為了盡快順利關停企業，我們要引進一批建設周期短，見效快的綠色項目，這樣以便盡快產生新的工作崗位。”
“還是市長考慮的周全，既要治標更要治本。”
段磊笑道：“其實還可以通過媒體來曝光那些長期違規排污、損害公共利益的企業，讓公眾了解真相。借助輿論壓力，倒逼企業主認清形勢，主動配合整改或退出。也讓雷書記無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繼續袒護落后企業，畢竟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。”
“你的想法我確實想過，但眼下‘江洽會’即將召開，如果曝光環境污染問題，會影響城市形象，可能引發外界對投資環境的質疑。就算等‘江洽會’結束后曝光，也并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案，作為市政府負責人，我要權衡全局，不到萬不得已，不能輕易采取這種造成城市聲譽受損的方式。再說，雷亮是省委副書記，一般媒體不敢輕易的報道。”
江一鳴說道：“所以這件事，還是采取更穩妥的方式推進。”